低度發展是對人權的侵害

JPEG - 11 kb
馬里女法官芳杜瑪達?蒂亞哈(Fatoumata Diarra)在審判前南斯拉夫的國際刑事法庭上做宣誓,該法庭由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設立於(荷蘭)海牙。

訪史蒂芬•黑塞爾(Stéphane Hessel),原法國大使、駐聯合國代表,一位堅持不懈的人權捍衛者。


聯合國給予人權什麼樣的地位?

聯合國是第一個不僅將和平與安全,而且將尊重人權作為其基本價值的國際組織。更確切地說,1945年聯合國憲章中談到了人權和基本自由。這裡,我們可看到兩種法律文化的貢獻:即盎格魯-薩克遜的基本自由和法國的人權(將1789年《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人權宣言) 的內容引入到 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世界」(universel)一詞在此前的條約或國際文件中並不存在,那是在雷內•卡森 (René Cassin,1968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建議和要求下增加的。意指這些權利不僅僅屬於那些已經接受並批准類似國際條約的國家的公民。這是人類的一個基本點,言下之意在於國際社會有義務注意世界各地對人權的尊重,而不論涉及哪個國家。

如今,任何對人權的嚴重侵犯將立即引起整個國際社會的關注,並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廣泛討論。這應歸功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該機構與諸如 「人權聯盟」、「人權觀察協會」、「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國際特赦組織」等非政府人權保護組織保持著合作關係。

確實,資訊的傳遞十分迅速;但是,如何使人權在全世界都得到具體的尊重呢?

為什麼聯合國未能結束對人權的侵犯呢?因為憲章內含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其第二條第七款指出成員國是至高無上的。因此,成員國的內部事務與國際社會無關。該部分條文與第六十五條的規定截然相反,該條規定聯合國應處處捍衛及促進人權。

JPEG - 17.2 kb
在阿根廷軍政府時期(1973-1983)失蹤人士的親友於2003年舉行的遊行。
設立於1999年的國際刑事法院使得政府犯罪(酷刑拷打、人員失蹤、謀殺罪),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等罪行不再免受懲罰。

就此而言,與聯合國成立之初相比,情況發生重大的變化,特別是自1990年海珊政府極其粗暴地對待伊拉克東部庫爾德人以來。在兩名法國人 ─ 時任總理的米歇爾•羅卡 (Michel Rocard)和負責人道主義行動的國務秘書伯納‧庫許奈(Bernard Kouchner) ─ 的推動下,國際社會強行推出一種起初稱為「干涉權」、而後又較為謙虛地改稱為「向受害者提供援助義務」的做法。世界的良知首次促使安理會認可向當地派遣空襲力量,以阻止伊拉克政府對本國東部的干涉。

後來,又設立了國際臨時法庭分別審理與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有關的案子。這些法庭均得到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的必要授權,可審判那些違反人權、並被指控犯有種族滅絕罪、戰爭罪或反人道罪行的國家元首及軍政要員。

最後,1999年,在羅馬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其管轄權涉及世界範圍,而不再局限於某一區域。如果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的罪行發生在國際刑事法院成立之後,那麼該機構便可能對其進行審理。

聯合國需要跨越什麼階段以加強對人權的保護?

在工業化大國中,法國曾是支持發展權的唯一國家;沒有發展權,民主便缺乏生命力。為使人權能得到有效實施,聯合國應該迫切地解決低發展與貧困問題。正如戴洛(Jacques Delors)和戈巴契夫那樣,這也正是我提出設立具有目前安理會同樣決策能力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理事會」的原因。該機構應如同八大工業國家組織(G8),但規模應更大,包括主要的貧窮與富裕國家及人口眾多的國家;主要工作在於同時推進發展、民主與人權這緊密相關的三個方面。機構下可設秘書處,像檢察員那樣揭發各國所作的承諾與實際行動之間存在的差距。其作用在於促使各國遵守確定的標準,並監督其實行計畫。

謝軍瑞 譯

摘自《今日法國》第60期,2005年10月

- 法文版

發表於 16/08/2006

回到頁面上方